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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黨史方志
朱熹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(xué)家、教育家，宋朝理學(xué)之集大成者，被后人尊稱為朱子。他好學(xué)深思，涉獵廣泛，在眾多領(lǐng)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朱熹與地方志也有不少交集，他非常重視發(fā)揮志書的功能，在讀志用志方面的表現(xiàn)尤其突出，對后世方志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上任伊始，先問志書
“郡之有志，猶國之有史”，中國地方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時期，經(jīng)歷了兩漢“地記”和隋唐“圖經(jīng)”的演變，到宋朝進入了定型和全盛時期。
兩宋之時，志書的體例更趨完善，內(nèi)容更加充實，成為涵蓋地理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人文等各方面情況的綜合地情書，堪稱“一方之全史”。宋朝全國、路、州郡、縣邑等各級志書編纂成風(fēng)，各地官員在上任之后，往往要將當(dāng)?shù)刂緯鳛橹匾氖┱⒖紩?/p>
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三月，朱熹到江南東路南康軍（今屬江西）擔(dān)任知軍。雖然這次出任地方官并非他的意愿，但作為一代大儒，“家國天下”的士大夫責(zé)任感促使朱熹毅然立下了盡己所能、造福百姓的宏愿。為盡快進入父母官角色，朱熹一到任即找來南康的志書（當(dāng)時稱為“圖經(jīng)”）仔細閱讀，以期全面了解掌握當(dāng)?shù)厍闆r。為此，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詩，詩名即為《入南康界閱〈圖經(jīng)〉，感陶公李勃劉凝之事戲作》。
在朱熹文集中，我們還可以找到“到任之初，考按《圖經(jīng)》”和“視事之始，考諸《圖經(jīng)》”等語句?？梢娭祆湓诔鋈文峡档胤焦俚臅r候，從一開始就極為重視推崇志書的“官書”“政書”地位，真正將志書作為資治輔政的案頭必備書。
朱熹“下車伊始問志書”的故事流傳很廣，被歷代文史界傳為美談。民國著名方志學(xué)家黎錦熙舉了中國歷史上兩位名人讀志的例子：“韓愈過嶺，先借《韶州圖經(jīng)》；朱熹下車，便問《南康軍志》?！闭f唐朝韓愈和宋朝朱熹這兩位先哲在出任地方官時，都不約而同地第一時間借閱當(dāng)?shù)刂緯?/p>
朱熹與韓愈同為儒學(xué)宗師，雖生活在不同朝代，卻同樣看重地方志作為資政“官書”的首要地位，為后世留下了一段意義深遠的歷史佳話。
學(xué)以致用，施政有方
“治天下者以史為鑒，治郡國者以志為鑒”，這句史志名言將志書的地位與史書并列，突出志書對治理州郡的參考借鑒作用。朱熹即是一位善于運用志書（圖經(jīng)）來處理地方政務(wù)的模范官員，在南康相關(guān)公文中，“按《圖經(jīng)》”“考諸《圖經(jīng)》”之類用語頻繁出現(xiàn)，處處體現(xiàn)了朱熹對志書的學(xué)以致用、活學(xué)活用。
反對遷衙。在朱熹任職期間，朝廷曾動議對南康軍的區(qū)劃設(shè)置進行調(diào)整，打算把南康軍軍治衙門由星子縣（今廬山市）移到湖口縣。朱熹從南康實際情況出發(fā)，以方志等文獻記載為依據(jù)（“照《圖經(jīng)》”），分析了北宋初期在星子縣設(shè)置南康軍治的必要性與合理性，認為現(xiàn)在遷移軍治的做法是勞民傷財、有害無利，于是上書朝廷請求取消遷衙計劃。
重修書院。被譽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的白鹿洞書院舊址即在南康軍境內(nèi)，該書院（學(xué)館）始建于南唐，后毀于戰(zhàn)火。熱心文教的朱熹到任之后，從志書中閱讀到白鹿洞書院的歷史情況，立即對書院目前的狀況進行了調(diào)查?！鞍磭适录翱ぁ秷D經(jīng)》，得白鹿洞之遺址于城東北十五里”，在志書等資料線索的指引下，朱熹找到了已經(jīng)荒蕪的書院原址，并親自主持修復(fù)重建，這才有了后來傳頌千古的朱熹與白鹿洞書院的淵源關(guān)系。
紀念先賢。在南康志書中，朱熹了解到東晉名士陶侃、謝安、陶淵明等都曾在南康居住，還有本地一些孝子、節(jié)婦等前人事跡也值得頌揚，于是安排尋訪這些歷史人物的廟宇、故居、牌坊、墳?zāi)沟冗z跡遺存，并盡量予以保護、修繕。“謹按《圖經(jīng)》……（陶侃）有廟貌在本軍城內(nèi)及都昌縣”，根據(jù)志書記錄和實地探訪，朱熹獲知東晉名臣陶侃在南康的廟宇仍然存在，而且香火旺盛，已然成為當(dāng)?shù)赜杏绊懥Φ拿耖g神明。為此，朱熹專門向朝廷上書申請賜予封號，以表彰陶侃的忠義氣節(jié)。
淳化民風(fēng)。作為理學(xué)大家，朱熹十分重視對百姓的儒家倫理思想教育，他在教化民眾時，并不空談理論，而是注重引用當(dāng)?shù)刂緯挠涊d，用本土鄉(xiāng)賢作為道德榜樣，使得宣教工作更接地氣，更好地起到“厚人倫、淳民風(fēng)”的作用。
當(dāng)時南康有劉氏兄弟和陳氏兄弟，都因分割家產(chǎn)的糾紛而打起了官司。朱熹看到這兩對兄弟的訴狀之后，立即批評了這種“違禮法、害風(fēng)俗”的事情，說自己上任以來，“尋訪民俗，考按《圖經(jīng)》，曾以司馬大夫、司馬中郎、熊縣令、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，勸諭士民務(wù)修孝悌忠信之行……（令）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，上奉母親，下率弟侄，協(xié)力家務(wù)”。朱熹援引志書所載本地數(shù)位孝子的事例，勸誡當(dāng)事人要效法家鄉(xiāng)先賢，侍奉老母，友愛兄弟，共同維護孝悌之道。
總之，朱熹在執(zhí)政實踐中，充分利用志書全面性、權(quán)威性、本土性等特征，最大限度地發(fā)揮了地方志“存史、資政、教化”等功能作用，為后世為官者樹立了以史鑒今、讀志用志的良好榜樣。
修志未成，長留遺憾
雖然朱熹很重視地方志，也給志書寫過序言（如《武夷山圖序》），但可惜的是，他沒能親自編修出一部完整的方志書籍。
其實在南康軍任上，朱熹也曾有過修志的想法。他在與友人書信中說道：“此邦《圖經(jīng)》不齊整，而都昌為甚。數(shù)日來欲略為修整，而不得工夫，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。諸邑供來，皆不可曉，甚覺費力也?！贝笠馐钦f南康舊有的志書不夠齊全完備，自己曾打算加以重修完善，但因為忙于政務(wù)，缺少時間，精力有限，又沒有幫手，最終只能付之一嘆。
朱熹從南康離任之后，后來的南康知軍朱端章（福州人）接續(xù)了朱熹的未竟事業(yè)，主持修好了新版南康志，并特地寫信告訴朱熹這一喜訊。朱熹為此寫道：“朱守書來示及新編《圖經(jīng)》，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余力如此。大凡區(qū)區(qū)向所欲為而不暇者，今皆備矣?！钡弥峡敌轮窘K于修成，朱熹在欣喜之余，不由得感慨萬千，贊嘆后任知軍朱端章施政從容不迫，乃至有余力編修新版志書，完成了自己之前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，實現(xiàn)了自己牽掛多年的一樁心愿。
從字里行間，我們隱約可以感受到朱熹對于未能親自完成修志的遺憾之意，也可窺見他心中存有的濃厚方志情結(jié)。
留名方志，備享殊榮
由于朱熹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，無論其祖籍地、出生地、居住地，都以朱子為榮。這些地方在編纂志書時，對朱熹的記載方式，往往就與其他普通人物不同。本來按照志書內(nèi)容的一般分類，朱熹的傳記應(yīng)該與眾多人物一樣都歸到人物類中，但朱熹故里的志書則常常將朱子突出反映，給予其特殊禮遇和升格對待。
如在朱熹祖籍地徽州，明嘉靖版《徽州府志》為了凸顯朱熹，將朱熹的人物傳記從“儒林”中提出來，專列“朱子世家”一類，與人物卷的“儒林列傳”“名賢列傳”等人物分類并列。
在朱熹主要居住地福建建陽，明嘉靖版《建陽縣志》更是在普通“人物卷”之外，專門為朱熹設(shè)置“朱子世家”卷。
在朱熹出生地福建尤溪，清康熙版《南溪書院志》雖然名為“書院志”，卻不專心記書院，而在第一卷設(shè)置了“本源”“年譜”“本傳”等章，直接將朱松、朱熹父子作為記述主體。
這些篇目上的升格和體例上的突破，既體現(xiàn)了相關(guān)志書對朱熹的重視與尊崇，也在方志編修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。